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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冠感染人數時隔兩月再現增長趨勢******
新華社東京10月21日電(記者錢錚)日本厚生勞動省20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在截至19日的一周內，日本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約為24.8萬例，是此前一周的1.35倍，時隔兩個月再次呈現增長趨勢。
在厚生勞動省當天召開的一個專家會議上，日本國立感染癥研究所所長脅田隆字說，日本許多地區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增加，考慮到國際相關情況，發生第八波疫情的可能性非常高。
專家認為，新冠病例數時隔兩月轉為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此前人們通過感染和接種疫苗獲得的免疫力逐漸減弱，以及人們在放松管控后的活動更加活躍等。專家預測，在大城市，短期來看，病例數增加的趨勢將持續，新冠和流感同時流行的風險也令人擔憂。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專家組組長尾身茂近日表示，日本的新一波新冠疫情可能比第七波疫情更嚴重。日本感染癥學會前理事長館田一博估計，屆時日本每天出現發熱癥狀的患者將超過50萬人。
厚生勞動省20日決定，針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新冠疫苗加強針與前一針的接種間隔時間從5個月縮短至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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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楊鐵軍：一部《奧麥羅斯》如何連接東西方詩歌文化？******
中新社北京11月6日電 題：一部《奧麥羅斯》如何連接東西方詩歌文化？
——專訪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獲得者楊鐵軍
作者 張煥迪
史詩式長詩《奧麥羅斯》是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里克·沃爾科特的代表作。作品以真實歷史為藍本，融入希臘神話、沃爾科特的自身經歷及其對后殖民主義的思考，講述了一個現代版的奧德修斯漫游記。中文版《奧麥羅斯》推出后，先后榮獲第四屆袁可嘉詩歌獎翻譯獎及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受到中國讀者、文學界的喜愛和認可。
受訪者供圖為何《奧麥羅斯》這樣一部長篇巨著能得到東西方受眾的一致歡迎？其創作風格和思想對中國詩歌有哪些啟發？詩歌文學在東西方交流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奧麥羅斯》中文版譯者、中國詩人楊鐵軍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自己的見解。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篇幅極長，其涉及的加勒比海地區殖民史等文化背景在中國也并非廣為人知，譯介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楊鐵軍：《奧麥羅斯》在被中國讀者了解之前，籠罩著一層神秘的面紗。也許因為了解不夠，所以很多人甚至對它有一種敬畏。
我翻譯所有的作品，都有一個標準，就是是否可以從中學到一些東西。從這個意義上，我的初衷就是在漢語中呈現我對原作的理解，這個理解必須配得上原作。想達到這樣的效果，必須反復琢磨，下夠功夫，下多少功夫，就有多少收獲。從翻譯《奧麥羅斯》的經驗中，我深切體會到這點。
受訪者供圖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在幫助沃爾科特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您翻譯的中文版又先后榮獲袁可嘉詩歌獎及魯迅文學獎。您認為《奧麥羅斯》具備的哪些特點使其收獲了來自東西方文學界的褒獎？
楊鐵軍：《奧麥羅斯》在西方被認為是一部有后殖民主義色彩的作品。這部作品意圖在加勒比海的“本地”和西方中心的“別處”求得某種形式的和解，這雖然不是一種最典型的后殖民主義主張，但也是一種有價值的文學實踐和思考。
《奧麥羅斯》的藝術價值也是其在西方得到好評的原因。在中國，這幾乎是唯一的原因。我認為《奧麥羅斯》完全配得上中國文學界對它的推崇。
沃爾科特對加勒比海地區在后殖民時期的命運和前途的思考，對我們也有借鑒意義。我們亦需思考，如何與西方文化形成一種健康的互動關系，而不是對其盲目服膺或排斥。
墨西哥坎昆，加勒比海畔。李杉杉 攝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等優秀現當代詩歌與中國詩歌在形式、內容、主旨上有哪些差異？又有哪些相近、相通之處？
楊鐵軍：中國歷史上沒有史詩這樣的體裁，所以很難去比較。不過，很多人會哀嘆為什么中國“缺乏”史詩，并將其歸咎于中國文化的內在缺陷。我不贊同這樣的看法。
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關于人、關于愛、關于理想的。這點中外永遠是相通的。一部作品能否滿足這個人類的最大公約數，才是判斷其能否傳世的基礎。在這點上，《奧麥羅斯》并不例外，中國讀者對它的理解和欣賞就是對此標準的最好驗證。
中新社記者：《奧麥羅斯》在創作手法、情感表達等方面上對中國詩歌文學有何啟發？
楊鐵軍：《奧麥羅斯》從文學上看代表了一個巨大的“野心”，而且是被實現的“野心”。英國詩人艾略特所著長詩《荒原》統治詩壇后，長詩、史詩這個體裁被整個顛覆了。有觀點認為長詩已死。還在繼續寫長詩的人，都在暗暗與艾略特較勁，往往選擇更激進的形式。但大部分長詩實踐都難說成功。
在“后艾略特時代”，《奧麥羅斯》創造了一種表面上似乎在回歸傳統，實際上卻是很現代的手法。把傳統和后現代、后殖民等矛盾的認識融合在一起，不僅做到了形式上的解決，也達到了文化認識層面的和解。這應該算是一條有參考意義的道路選擇。
《奧麥羅斯》雖然是史詩，但每一個部分，都往往是抒情和敘事互見的。這首長詩的宏大結構之內，也容納了細處的抒情自足性。這些段落像爆炒豆子一樣，精妙的明喻一個接著一個，令人目不暇接。這種高密度的抒情和東方的內斂式情感表達還是很不一樣的，所以在閱讀過程中，不時會有驚艷之感。
沃爾科特是一位明喻大師，《奧麥羅斯》這么長的一首詩，自始至終都能保持明喻的高難度騰躍，技巧實在高超，讓人不由忘記了詩歌寫作的各種忌諱，從而體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這都是中國的寫作者可以學習的東西。
中新社記者：近些年，越來越多優秀西方詩歌經漢化后走進了中國大眾的視野，也有優秀中文詩歌被翻譯成外語后走出國門。如何看待詩歌作品在推動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中的作用？
楊鐵軍：西方詩歌翻譯成中文已經不少了，對西方詩歌的譯介歷史也很早。事實上，漢語新詩的發展史離不開近代以來中國幾代詩人對西方詩歌的譯介，西方詩歌幾乎可以算是中國新詩的活水源頭。
西方對中國詩歌的認識，基本還停留在古典詩歌的階段。當代優秀的中國詩歌幾乎沒有在西方得到任何意義上的認真對待。西方對中國當代詩歌的接受往往是話題性的，關注的是社會層面的東西，而不是當作文學藝術來接受。
交流本來就是“誤讀”的過程，而“誤讀”本身也是交流，是碰撞。西方有自己關心的社會問題，所以會連帶關心中國的種種詩歌現象，以支撐他們的理論和認識框架。同樣，從前“病急亂投醫”，“泥沙俱下”，什么都拿過來，但最終，經過沉淀，人們也會“扶正”對西方的誤讀。
安徽省亳州大學生參加讀詩快閃活動。張延林 攝交流就是一切。做詩歌翻譯也是這種交流或“誤讀”的動態過程的一部分。我們一定不要覺得交流是試管里的受控化學反應，不必對“失控”大驚小怪。最重要的是保持耐心，立足自己，只有寫出我們自己的東西，才有被另一種文化的耳朵更好地、更有效聽到的可能。(完)
受訪者簡介：
楊鐵軍，詩人，山西芮城人。198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1995年北大世界文學碩士畢業，曾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攻讀比較文學博士，后從事軟件咨詢開發工作。出版有詩集《且向前》《和一個聲音的對話》。翻譯著作包括弗羅斯特《林間空地》，希尼《電燈光》，佩索阿《想象一朵未來的玫瑰》(獲選2019年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休斯《詩的鍛造》，沃爾科特《奧麥羅斯》(獲得2019年袁可嘉詩歌獎·翻譯獎，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阿肯色證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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